医学给我们最大的幻觉，就是承诺能治好病，能解决病的问题。
在这个幻觉引导下，患者和医生默认了一个前提：有病必须治好；如果治不好，就等于问题无法解决；问题无法解决，就意味着我要完了。于是，医生和患者往往形成对抗关系，而不是精神现实主义所说的共情关系，进而衍生出一系列以“解决”为幻觉的问题。
当代有一句很流行、很刺耳、很讽刺的话：“人不是因癌症病死的，而是因癌症吓死的。”
癌症能吓死人，往往被归结于患者胆子小。可何不再问一句：为什么它能吓死患者？谁是背后的主谋？
主谋就是“癌症”这个名词，以及“解决问题”衍生出的“治好”这个幻觉。
问题从来没有被真正“解决”过。说解决了骨折，为什么骨折一直都存在？说解决了感冒，为什么感冒一直都存在？“解决”难道不就是“消灭”吗？如果解决问题不是消灭问题，那么我们所谓的“解决问题”，到底解决了什么？
我们什么都没有真正解决，只是改变了问题的方向，转化了问题的存在方式，换了一套叙述问题的名词。
比如腿部骨折，这不是“腿病了”。当我们理解为“腿病了”，就意味着腿坏了；腿就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。实际上，腿是什么？腿是血液、神经网络、骨骼等关系运行的状态。根本找不到一个独立自存的“腿”，只能说这些关系组合起来的运行状态叫作腿。既然是组合运行，那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名词，而是关系。这个关系运行的正常状态，就是健康。腿作为独立实体，并不存在。
如果腿只是关系网形成的样子，那么你在纸上画一条腿，说这条腿病了，再去治疗，这就是白痴。纸上画了一条腿去治疗，那是白痴；在脑子里画了一条腿去治疗，那只是更高级一点的白痴。
腿骨折，是因为这个关系运行发生了非正常干扰，相当于“卡位”。实际不是治疗“腿”这个名称，而是要把这个运行关系疏通，让“卡位”的问题发生转化。于是，夹板、膏药或者手术等治疗手段，就成了辅助关系恢复的工具。
这一系列手段，不是为了消灭这个问题，而是为了让问题转化。治疗，是为了辅助问题的转化，疏通关系的正常运转。经过干预和疏通，身体的运动机制才得以重新运转。
骨折这个问题一旦发生，就会以某种形式一直存在，只不过它转化了存在方式。按照精神现实主义的螺旋理论：转一圈，会下沉一次。骨折问题转化后，在转化的部位会产生骨痂，比以前更坚硬。
精神现实主义说：我们以为自己是个主语，实际上自己只是一个修辞。
修辞，是关系形成的一种存在状态；而这种存在状态，本身就是生命，是动词。因为我们把暂时的一瞬间固定下来，当作了自己，实则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“自己”。自己是随着关系不断变化而时时刻刻被更新的。比如，今年的你和去年的你完全不一样，因为转化的原因，你今年经历更多，也更深沉了。关系变了，关系形成的临时状态自然也会变。说白了，你也是每时每刻在转化中被重组。
主流医学恰恰把人当作实体。生病不考虑关系，而直接定义为“人病了”，所以要帮人解决这个病。说白了，就是在解决这个人。由此产生一句俗语：小病不用治，大病治不好；即便治好了，人也被治成了残次品。
要治病，首先要明白病是什么；要明白病是什么，首先要研究人是什么。体检数据指标，并不一定代表这个人有病或者健康。医生太依赖指标，却忘了人不是指标，指标只是关系变化的瞬间切片。看指标的时候，指标已经过去了。
医学水平虽然进步了，但实际治疗却越来越差，往往强行切割问题，把聋子治成哑巴，把重病治成残废。这不是说医疗有问题，而是说医疗一直没有把问题搞清楚，却把“解决问题”当成了教条。可问题随时随刻都在转化，病也是生命的存在状态，只是关系卡位了。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病消灭，而是把病转化，转化为可以接受的存在方式。
这不是凭空创造的东西，而是几千年来中医辩证法的智慧。
精神现实主义的“零修辞”，是要把名词还原给动词，让生命恢复生机。运用于医学，就是治病先帮患者治心，把患者身上的名词——死亡、病症、不正常、完了——尽量去掉，让患者意识到：不是自己病了，只是生命关系遇见了卡位。卡位是生命运动过程中的自然状态。先把患者自己的名词枷锁去掉，那么身心关系的复杂性就会减少一大半。这就是为什么心情好，很多病都会康复。因为零修辞去掉了修辞，还原了生命的动能；关系不再被强加阻碍，自然也更容易疏通。而心情好的人，恰恰不会认为自己“已经完了”，也不会给自己强加太多修辞。
可惜，当下很多所谓“安慰”，实际上是明晃晃的欺骗。你对一个绝症患者说：“不要怕，这个绝症我们能治好。”绝症还能治好？既然能治好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安慰我？结论只能是：我完了。看起来是在治病，实际上是一场默认的对抗：医生对抗病人，病人对抗生命规律，生命规律又对抗医生。
零修辞的目的是让患者按“诚、容、顺”走一遍。零修辞剥离名词以后，患者承认生命卡位，容许这个卡位发生。这不是倒霉，不是不公，而是正常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。然后顺应这种卡位状态。这时候再加以医学干预，就会对病症的转化大有助益。